雷德侯教授, 是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漢學家和東亞藝術史學家之一。

2019年11月26日，中德學者漢字書法論壇在柏林自由大學孔子學院舉行。

這個論壇是配合在柏林視覺藝術中心舉辦的“漢字：溝通與審美”展覽而進行的。柏林自由大學的顧安達教授是一位歐洲漢學家，他從《說文解字》談起，比較鍥刻文字、瑪雅文字和中國漢字，并從金文、六書、形聲、會意等角度討論中國漢字。同行的崔希亮教授從漢字與中國書法的關系、不同書體與漢字書寫談了自己的看法。雷德侯教授作了“時間性：書寫與歷史”的重點發(fā)言。

雷德侯教授是慕尼黑人，高大的身材，黑色的外套，圍著一條深紅的圍巾，一口流利的漢語格外有“中國味”，讓我們對這位漢學家深有敬意。上世紀60年代，他在科隆、波恩、巴黎、臺北、海德堡學習東亞、歐洲藝術和中國古典書法藝術。1969年，他又以清代的篆書為題，獲得海德堡大學東亞藝術史博士，隨后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和哈佛大學修學。上世紀70年代曾在柏林國立博物館和東亞藝術博物館工作，繼而在科隆大學和海德堡大學專門研究中國藝術和書法。曾出版《米芾與中國書法的古典傳統》《蘭與石——柏林東亞藝術博物館藏中國書畫》《萬物——中國藝術中的模件化和規(guī)模化生產》等著作，是歐洲最有影響的漢學家和藝術史家之一。

雷德侯教授說，中國書法是世界藝術獨一無二的一門藝術，其獨特性在于書寫的“時間性”和歷史的“時間性”，而世界上的其他藝術看不出這一點。

雷德侯教授和我開玩笑說，毛筆是中國的偉大創(chuàng)造，是中國的“第五大發(fā)明”。他說，毛筆能表達中國書法獨特的東西，一點一畫的書寫都體現了時間性。書法是人們溝通中國文化的媒介，首先要認識，才能夠交流。有的藝術家往抽象方向走，缺少了交流的功能。20世紀初期，西方藝術和中國書法結合，但并不成功。他強調只有在中國書法內部變化，才是成功之路。唐朝書論有“飛鳥出林，驚蛇入草”“屋漏痕”“折釵股”等形象的比喻，體現了中國書法在筆法上的魅力。

雷德侯教授一再強調，中國書法創(chuàng)作要從中國歷史中尋找規(guī)律才是正確的道路。漢字的抽象是在具象基礎之上的，有可讀性和筆法上的變化。如當代書家王冬齡的抽象作品，能看出用筆和中國古人有相通的地方，是有意義的。明代徐渭的作品從局部來看，也像抽象畫。

“歷史時間性”也是中國書法的獨特之處。米芾和王獻之相差七百年，但我們從米芾的作品中就能想到王獻之的創(chuàng)作。董其昌學習倪瓚，也是一種歷史的繼承，有著時間性，這種古典風格的傳承在歐洲藝術中是沒有的。

雷德侯教授又以我們在柏林的展品為例進行分析。他認為我的作品充滿了“時間性”和“歷史性”的關聯。隸書來源于兩千年之前的漢代磚文，從創(chuàng)作的作品中看到我對歷史的追溯，看到“現代”和“歷史”的統一和聯系。他還以我的“稿書”為例，說我的稿書也可以看出中國書法的“時間性”“連續(xù)性”和“差異性”。我的稿書用禿筆來寫，有章草的筆意，是從漢代到西晉的筆法，和傳世的《平復帖》的用筆方法一脈相承，但我用這種筆法寫唐詩，既可以看到時間上的差異，又有著豐富的歷史內容。吳昌碩寫《石鼓文》，在筆法上和字形上也有同一性，但相差千年，有著歷史時間上的差異性。我是第一次聽到歐洲漢學家對我作品的解讀，視角是與中國的藝術評論家不一樣的，充滿了哲理和新奇。

雷德侯教授還認為，中國書法與空間的關系也很重要。“空間”是20世紀的新概念，其實在古代就已經存在，他列舉了中國古代摩崖、刻石和墨跡的例子來說明，當代藝術家尋求在公共空間書寫是有歷史淵源的。又談到，中國書法不用顏色，只有黑色，體現陰陽，十分巧妙。有人想改造中國書法，用多樣的顏色來書寫，但這不是書法。中國書法有時也有顏色，但這種顏色是紙張的底色，他說這次展覽中我的紅色對聯作品就是這類代表。

和雷德侯教授見面時，還有幸見到法國藝術史學者李慧聞女士。李慧聞和我一見如故，因為我們都關注明代書法家董其昌的研究。第二天晚上，我們在柏林視覺藝術中心舉辦了漢字書法展，共展出言恭達教授、崔希亮教授、陳洪捷教授、德國藝術家施安笛、斯洛伐克藝術家石渝霖和我的作品60件。我一直陪著雷德侯教授和李慧聞女士參觀展覽，在此期間，他們還觀摩了現場創(chuàng)作。我即興書寫了“且飲”兩字的篆書，他們饒有興致地看我用筆和落款。展廳中歡聲笑語，中國書法給全世界藝術愛好者帶來了快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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